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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里的“年轻人”

                                                 原创/黄昕宇
 

   

    一

    1953年,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的的十个年轻人决定给毛主席写信。

  两年多来,分类所已经为建设植物园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园址始终悬而未决。在西郊公园,植物所有一个临时的苗圃,4.6公顷,搭了个半亩地都不到的小温室,培育收集来的种子和苗木。可是,西郊公园想要收回植物园占用地,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了。

  办公室里的年轻人都很焦急。园址问题曾上报给中科院和北京市,都没有回音,看来,只能直接上书中央了。一旦有人提出这个想法,大家就纷纷附议。他们到隔壁小办公室向主任俞徳浚请示,俞徳浚觉得可以一试,但他说:“我年纪大了,做这事儿不合适,由你们年轻人做比较好。”

  十个年轻人得到许可,立刻行动起来,大家讨论了信的内容,逐句斟酌如何措辞更准确得体,草稿拟定之后,又工工整整地誊写在信纸上,逐个签名,封入信封。植物所的通信员小姚把这封信送到了中南海。中南海大门口的警卫签收了信件,让小姚带回一张收条。

  在这封信里,他们写道:植物园对一个国家意义重大,一方面可以用作科研,一方面用作科普,是保护、宣传和展示祖国资源的重要场所,我们有必要在北京建设一个像苏联的莫斯科总植物园那样规模的国家级植物园。信的落款签着十个名字:黎盛臣、吴应祥、董保华、张应麟、阎振茏、王今维、王文中、谢德森、孙可群、汪嘉熙。

  二

  俞德浚当时担任植物所引种组主任,后来成为第一任北京植物园主任。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已经是非常知名的植物学家了。

  俞德浚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之后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他跑遍了四川、云南的深山河流考察植物。有时道路险峻,需要翻越悬崖峭壁,世道很乱,偶尔还会撞上劫道的悍匪。但他正值青壮,身体好,勇敢坚定又沉得住气,多年坚持下来,采集了两万多号植物标本,成果丰硕。1947年,俞德浚被派往英国进修,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和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做客籍研究员,成为世界公认的蔷薇科分类专家。在这两家植物园,他鉴定了很多来自中国西南部的植物种类。

  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设立植物分类研究所。那时各行各业的建设方才起步,各个单位、部门都在招兵买马凑摊子。植物所只有四五个人,都是从事植物分类的老专家。在中科院,植物所的地位显然比不上那些关乎国防和生产发展的军工、重工系所。这个所机构简陋,人又少,但他们却有个宏大的愿望——在首都北京建一个国家级的大植物园。

  还在英国的俞德浚收到植物所和老师胡先骕的召唤,他没有犹豫,立刻回国进了植物分类所。那时没有工资,挣定量的小米。到1953年,年轻人上书的这一年,俞德浚已经45岁。

  上书的年轻人当中,黎盛臣是湖南湘潭人。1950年,他从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毕业,赶上第一次全国统一毕业分配,被安排到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黎盛臣是所里第一个年轻人。老先生们带着他上北京郊外的深山野林考察、收集,一路传授野外经验和采集手艺,遇上高的枝叶,就由他爬上去采。

  另一个上书者董保华,原本也该在这年进入植物所。他生长在重庆农村,1947年考大学时,他想着以后在家里闲置的山坡地上办果园,于是报考了园艺科,被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录取。这是一所三年制的专科学校,位于西昌。第二学年结束,他放假回家没几天,来往西昌与重庆的路断了。他休学两年后,西康技专通知催他复学。但是路还没通,董保华背上行李,靠着两条腿,从
重庆走到成都,又从成都走到雅安,走了25天,终于回到学校,修完了最后一年的课程。1953年毕业分配,他的运气终于好起来,被分到北京、派到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植物园组。

  植物所的几个小青年们分不到宿舍,就睡在共用的大办公室里。每到夜里,两条板凳架一块木板便铺好一张床,在办公室里拼得挤挤挨挨。干了联名上书这么件大胆又郑重的事儿,他们兴奋地期待着,毛主席会看到信吗?

  几天后,院里很快传来消息:中央收到了来信,并转给了北京市和中科院,表示支持建设北京植物园。看来,上书奏效了。俞德浚很快组织起植物所人员,会同北京市规划局、园林处等单位共同勘察了圆明园、金山、十三陵等多处土地,几经比较,最终将园址拟定在香山卧佛寺附近


  1954年12月22日,中科院办公厅接到北京市政府正式来函:“同意在卧佛寺附近划定533.33h㎡,在香颐公路以南划定120h㎡,作为北京植物园永久园址的规划范围。”

  卧佛寺在北京的西北方位。这是一片三面环山的冲积扇,整体坐北朝南,从源头下来有两条河道,园址范围内的土地基本由两个大荒河滩和一片片坟地组成——北洋将领陈光远、军阀孙传芳、洋灰大王王锡彤、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张绍曾,还有梁启超等,都葬在这里。这里的耕地只有一二十亩,河滩上都是石子;土质条件不算好,泉水水量也过小。这些问题都意味着,建园时得多费一番功夫。

  1956年5月,国务院划拨专款560万作为第一期建园经费。10月,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市委签订了合约,北京植物园由中科院和北京市园林局共同领导,规划设计及技术指导由院方负责,日常行政管理由市委方面负责。根据规划,北京植物园分为南北两大区,南园作为苗圃试验地,北园用以参观、教学。这也为日后北京植物园“南园科研,北园科普”的两园并存合作体系奠定了基
础。

  1957年,植物园建设正式启动,俞德浚任建园总指挥。

  中科院举全院之力建植物园,院长郭沫若把院里的义务劳动定为建园,全院人员轮班,从干部到技术工人,每人每年在植物园参加劳动一个月——挖坑种树。植物所租下卧佛寺与碧云寺的所有空房,配置了简陋的上下铺作为临时宿舍。人最多时,七八百个知识分子在河滩上,弓着腰吭哧吭哧地挖地、运土,中午一块吃大锅饭,休息半小时,又扛起锄头和铲子下地。

  建园总指挥俞德浚给每一批前来劳动的同事作动员,讲完话就和他们一起下地了。

  副总指挥有两位,董保华是其中之一,他负责具体栽种的技术指导。坑要挖到什么程度、土如何回填,都由他说了算。他标准严格,给一米高的小树苗挖坑,也必须达到直径80公分、深度80公分的标准。人太多监督不过来,他就盯牢各队领队。

  一开始,俞德浚认为他的做法不合理,问:“我们新建园子,需要发动大家的积极性,这样的小苗,为什么要挖这么深?这样人家能愿意吗?”董保华很坚持,挖开一个坑说:“你看,这底下都是石头啊,不挖深,树根怎么长得开呢?”俞一看就同意了,再不言语此事。

  这样干了三年,种植了一千多亩土地,三万多棵树,苗木成林。

  春天,董保华看着小树苗扎下根了,水浇下去,长了个儿,抽出嫩芽。学园艺的都有个搞植物园的梦想,那一刻,他觉得梦想成真了。


  三

  1962年,16岁的张佐双被招入植物园,分在北园果树实验区工作。

  刚进园,植物园筹备处主任林庆义给新人上课,介绍宏伟蓝图。他说:“将来我们会有个大温室。按照规划,我们560万的建设款里,280万是用来建温室的。”

  张佐双听得热血沸腾。

  可大温室实在太过遥远。现实是,植物园只有几个专类园,树木区和果树区规划用地上生活着四个村落一百多户农民,出门回家就骑着车在园地之间穿行。1959年全国爆发大饥荒。植物园560万建设专款才花了154万,就被冻结,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中断,植物园只能维护已有苗木并坚持少量的引种。

  张佐双初中毕业没有继续读书,直接到植物园工作,有自己的考量。他父亲在台湾工作,这层背景让他在学校无论如何入不了共青团。于是他寄希望于努力工作,争取入团。母亲和姐姐都有工作,他虽然挣工资了,母亲还是怕他长身体时饿着,额外又给他一份生活费。他毫无后顾之忧,就铆足了劲干活。

  清早太阳升起,他到食堂打饭,四个大馒头往筷子上一串,就一块豆腐乳,一个煮鸡蛋,吃得踏实就上工去了。挑水、浇灌、搬运、修剪都很消耗体力。老工人一份工资养全家,都省吃俭用,到中午就饿得没劲了。张佐双那会儿才刚开张,冒着热汗,浑身都是劲,元气淋漓的。

  他在果园里搭帐篷住下,24小时看护果树,又买来专业书籍自学。例行养护和修剪之后还有大量时间,他就看看书,再对照着看看树,竟发现不少出入。他带着疑问去找植物所的专家请教,原来,果园里真有不少树牌挂错了。

  有一回,外单位送来一个大果型苹果品种,请俞德浚鉴定,俞德浚被难住了,有人提议问问北园小张。俞德浚叫来张佐双辨认,果然解决了问题。

  俞德浚问他在哪儿念的书,张佐双答,我初中毕业就来啦。俞德浚很意外:“那你自学得很不错啊,北京的八大果树能手你知道吗?可以跟他们学学。”张佐双说:“我都熟!南口农场金师傅、白家疃徐师傅 、东北义园刘胖子,、瑞王坟赵师傅……”一一 报来。原来,他闲暇时就常骑车上各个果园找八大果树技师学修剪。师傅工作,他在下面扶着梯子看,不懂之处便开口问,渐渐地,他掌握的经验和技巧就越来越丰富了。很快,他也成了技术能手,并被破格任命为以工代干的技术员。

  四

  1954年,北京农业大学的沈隽教授将葡萄的科研项目转移到植物园。黎盛臣被派到葡萄组,后来他就研究了一辈子葡萄。三年后,黎盛臣被公派到苏联科学院,在莫斯科总植物园学习。两年后回国时,他带回了一千多个葡萄品种。

  除此之外,黎盛臣和葡萄组的同事们还从世界其他园林机构引进品种。从别的植物园引进品种时,按照惯例,两个园之间邮寄交换自己的品种清单,把想引入的品种划勾,有来有往。葡萄园里,小苗们在土壤上一列一列排得齐整。黎盛臣和同事从中挑选用于杂交的两个品种作为亲本,杂交培育新品种。用于酿造的以“北”字头命名,用于生食的以“京”字头命名。

  葡萄组研发出了许多品种,都颇有推广潜质。北醇、北红、北玫是三个成功的抗旱酿造品种,抗性好,丰产性高,容易栽培,酿出的酒品质能达到中上等。当时全国各大酒厂正缺原料,“北”字辈的三个品种一经推广就在应用中受到好评。“京”字辈的品种里,黎盛臣尤其喜欢京枣。京枣的个头和色泽都像新鲜的大红枣,浑圆饱满,果肉硬而甜,是高质量的生食品种。

  植物园的基础建设虽然停了,引种采集和科研工作还在稳步进行着。

  董保华最喜欢采集。山上的一切都那么新鲜,野菜清甜,空气干净。在自然环境里探索特别有意思。他到西藏和尼泊尔边界采集藏区的珍稀植物。一片原始林里生长着一棵大乔松,周围的树几乎都被砍光了,这棵树格外高,孤零零地杵着,五针的长叶子从高处的枝干上冒出来。采集队绕着树转了一圈,光溜溜的,无从攀爬。怎么上树呢?董保华发现一根树枝上垂下一条藤,还
发了芽,他牢牢抓住树藤把自己吊了起来,悠呀悠呀,一下抱到了大树干上。这才采到了枝条,把乔松带回内地。

  1966年,董保华被派到山东禹城盐碱地试验区蹲点建苗圃,每隔一两个月回一趟京。

  不知从哪一趟起,回家的感觉变了。园里四处贴满了大字报,哪儿都能看到“打倒”、“批斗”这样的凶狠字眼。一些植物因为是“无用、"封资修"的花花草草”,被刨根破坏。社队在园里的绿地肆意放牛。时不时就开批斗会,没人踏实工作了,苗圃里不少植株因为照看不善,蔫的蔫,死的死。同事告诉他,所里搞派系,大家都忙着打仗呢。

  董保华看着心疼极了,他讨厌斗争,索性一直留在山东,领老乡们种树,躲开这一切。最后还是躲不过,他回到北京,被关了牛棚。

  1970年3月5日,中科院植物所北京植物园被撤销建制。8341部队接管了园地。这时,中科院植物园全体干部和技术人员已经被集体下放到湖南衡东草市“五七”干校劳动,次年,迁到湖北潜江广华寺干校。

  1972年5月,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中科院作出恢复植物园的决定。

  重返园地的那天,他们一看,全完了。大温室里一片狼藉,顶棚没有一块完好,破碎的玻璃散落了一地。整个温室只剩一株爬藤植物还活着,孤零零地攀在墙上。原先的四千多种植物,只剩下三百来种。

  黎盛臣1969年被下放劳动,三年来,一直牵挂着葡萄园。他径直走去,苗圃里瘫着的全是已死的蔬菜苗,一棵葡萄都不剩。北园的葡萄实验区也被改种大桃了,一看他心疼的扭脸就哭了。

  许多精选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从此遗失,比如京枣,他直到退休都没能再见到。


  五

  1975年,“文革”已到末期,北京园林学校响应“恢复高等教育”的号召开办园林大学。北京植物园有几个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名额。俞德浚一直记着北园小张是个可造之材,便向北园领导推荐了张佐双。学校请来北京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的多位知名教授任课。老先生们刚刚熬过“文革”时期的迫害,终于能够重新站上讲台,教课教得尽心尽力,不收一分讲课费。

  毕业之后,张佐双从技工成为了技术干部,主要从事植物保护,几年间做出不少科研成果。1983年,园林局领导和园里书记找他谈话,提拔他为副主任,后来,他当了园长、教授和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理事长。

  植物园在“文革”中遭遇重创,引种、培育等工作全都重来了一遍,过了五六年,才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开始平稳发展。

  1985年,中央领导杨尚昆的夫人去世。那段时间,他常来植物园散心,张佐双接待陪同,给他介绍植物园的来历,一路走着,一路讲解,适时地提起了建园的事儿。这座植物园曾经“惊动过毛主席”,是习仲勋批准建的——56年国秘习字98号文,他又顺势说起560万的建园专款,他说,“这笔钱还缺我们400多万呢,您看能不能给我们啊?”杨尚昆半开玩笑地说:“你去找王
丙乾要吧。”

  王丙乾是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巧的是,没过几天,他也来游园。张佐双又提起这笔钱,他说:“您可得按着物价指数来,别真给我们400多万呀。”一个陪同的北京市领导说:“这点钱还管王委员要,你们打个报告给北京市政管委,市里解决。”

  不久,植物园建设事宜被纳入北京市基本建设项目,拨款近6000万元。这笔钱被用作规划地内居民搬迁,4个自然村、100多户人家、一千多间房子迁出了植物园。植物园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公园,在1987年正式对外开放。张佐双一想,这可是自己进园时的梦想啊,这都过去了二十多年。

  又过了将近十年,有一天,朱镕基来游园。他在园门口下车,并说游览区是不能进车的,周围的人想劝阻,他就说:“车非要进我就回去了。”一群人簇拥着他往里走,他又说:“都围着我我就回去了。”警卫人员于是四散开来,只留张佐双一个人陪他。

  他们一直走到了卧佛寺,朱镕基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骑着自行车来植物园玩,曾经见到过面积巨大的王莲,他问,这些王莲呢?

  张佐双回答说,在南园的实验温室,“那是我们的后台。”他想了想,又补充道:“我们还有个表演场。”

  “在哪儿呢?”朱镕基问。

  “还在规划中呢。”

  “为什么不建?”

  张佐双说,50年代的规划,因为专款被冻结了,到现在也没有钱建。

  朱镕基说:“你们北方的植物园,冬天应该有个给市民看花的地方,有了温室,冬天也可以展示和科普。”

  过了几天,上面传话下来,钱的事别着急,你们做规划吧。资金到位,温室建设进展飞速,用了一年设计,一年施工,1999年,赶在五十周年国庆前完工了。

  展览温室在中轴路西侧,庞大的玻璃建筑,圆弧屋顶反射着阳光。温室名叫“万生苑”,嵌在绿地里,像清晨落在草地上的大露珠,被评为90年代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对于一座植物园来说,温室是王冠上的明珠,整个北京植物园收藏植物的精华也就集中在“万生苑”中。有形似纺锤、能储水两吨的酒瓶椰子,有塞舌尔国宝海椰子,有开花时散发尸臭的巨魔芋……它们形态各
异,神奇,又稀有。

  来北京植物园游览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喜欢走在温度恒定舒适的温室里,瑰丽奇异的植物让人惊奇,到专类园赏花、到树木园看树也很宜人,无论如何,植物总是这么美丽、有趣、令人欣喜。现在,每有“最受欢迎的公园”评选,北京植物园总榜上有名。许多科普教育活动,也在这里进行。各科类植物的收集日益丰富齐全,这里成了最好的植物科研教育基地。

  栽下一棵树苗,等它长成参天大树,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建一座植物园,就是个更漫长的故事了。

  最早栽下树苗的那批人中,有许多没能等到枝繁叶茂的那天。俞德浚在1986年去世,没来得及见到拥有大温室的国家级大植物园。

  六

  董保华的头顶秃了,脑袋两侧和后面丛生灰白的短发。他的左眼总泛泪,那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发抖的双手骨节粗大,印证着多年的动手劳作。他87岁了,耳背得厉害。每个人都扯起嗓子跟他说话,不大的客厅因此吵吵嚷嚷的,很热闹。他挺高兴,咧开缺牙的嘴,爽朗地笑着。

  提到建园时自己是副总指挥,董保华说:“我呀,就盯着那个坑,挖多大、挖多深。”

  现在,董保华仍是北京市政府园林顾问,他的家就在南植边上的中科院植物所家属区,他在这里住了五十年,邻里都是相熟的老同事。但也都是晚辈了,当年上书那些人,“一个一个都没了。”从他家出门一拐,就到了南植槐园。他经常拐到树林里遛弯,有时发现树牌掉了或者挂错了,却找不着管理人员,不知上哪儿说去。

  黎盛臣93岁了,他的家在动物园(原西郊宾馆)边上,也是中科院植物所的老家属楼。黎盛臣也是北京市政府的林果顾问。他的灰白头发梳成三七分,额角垂着几缕碎发。衬衫是天蓝色的,下摆塞进提得很高的裤腰里,很齐整。

  说起那些被毁坏的葡萄苗,他只是说:“那时,是敢怒不敢言”。愤怒和痛心如今都消退了,“文革”已经过去很久,植物园恢复重建后,他牵头的葡萄组又陆续研发出不少优良品种。

  他语气舒缓,说起采集植物的步骤,说得慢而仔细,说着说着就笑起来:“好比我要采集标本。我们要把它的枝条剪下来。然后,一部分用报纸,一部分用一种吸水的纸,一层一层压平,叶片不能皱。再用住址的标本夹夹好,用绳子绑起来,放在太阳下晒。最后带回标本馆。”

  年轻时,一年中将近一半的时间,黎盛臣都在野外采集植物。每到一个山区,草类、蕨类、木本……各种植物都得采集齐全。那些年,他们走遍中国各地,收回了成千上万种植物,有的夭折了,有的在历史变革中遗失了,还有的,在北京植物园里生长繁育下来,供人们观赏和研究。

  他很久没回植物园看看它们了,为了避免摔跤和感冒,他很少出门。

  家里的阳台上,黎盛臣还养着几盆小绿植。他说:“植物这个东西很好啊。它是静的,也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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